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互動促成民族交融

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，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一直占據(jù)著重要地位。從生產方式到文化生活，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書寫在每一個領域，共同塑造出如今的中華民族。其中，較為典型，影響也比較深刻的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間的互動與交融。

不同環(huán)境產生不同生活方式

古代中國人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后，能比較穩(wěn)定獲取食物的方式有兩種，一種是農耕，通過種植莊稼獲取食物；一種是畜牧，通過放養(yǎng)牲畜獲取食物。莊稼長在地里不能移動，因此，農耕民族過著定居的生活；而牲畜要大量吃草，草的生長需要時間，牲畜無法在同一片草地上獲取一整年生長所需要的草，游牧民族就得游走著更換草場。

水的多少決定先民選擇哪種生產生活方式。具體來說，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將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區(qū)分開來。這是一條大致呈東北—西南走向的半弧形的線。這條線東北側起于大興安嶺，經(jīng)過陰山、賀蘭山和巴顏喀拉山，最后止于岡底斯山。此線東南部屬季風性氣候，西北部屬大陸性氣候。它同時也是中國半濕潤和半干旱區(qū)的分界線，還是森林植被與草原植被的分界線。這決定了農耕與游牧的分界。此線東南年降水較多，可以務農；此線西北降水不足，則只能放牧。

對于游牧民族來說，“逐水草而居，順天時而動”是他們的生活方式，其中蘊含著生活的智慧。牧民常說“馬靠草養(yǎng)，草靠水養(yǎng)”，這句話所表述的便是水草與游牧的關系，其背后有一套完整的邏輯。草的豐茂，取決于水；水從何來？一是降水，包括雨水、雪水、霜露等；二是地表水，包括江河、湖泊等。水會蒸發(fā)，由于日照的長短、多少不同，氣溫高低不同，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，水的蒸發(fā)量就各不相同。而地表水受到山勢高矮、冰雪覆蓋面、水流走向、土壤滲水率、植被分布等眾多因素影響，水量多少及水的態(tài)勢也各有不同。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，每一片草場都有各自獨特的生態(tài)，草的豐茂程度和生長周期都不盡相同。這會直接影響牲畜的數(shù)量，影響其交配、孕育、生長、遷徙等的周期。游牧民族需要遵循自然規(guī)律，掌握草場的特點，精準安排游牧的周期。此外，鹽的分布也影響著游牧的路線。鹽是人畜生活所必需的，畜群所需的鹽量較大，早期人類多從野外的鹽泉或鹽湖中獲取鹽。這些鹽泉和鹽湖的位置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游牧的路線。

受氣候情況的影響，游牧民族有時無法通過放牧得到足夠食物，就可能會襲擊農耕民族。農耕民族的應對辦法是修筑長城。長城早自先秦時便有修筑，當時燕、趙、魏、齊、秦等國各自都修建過長城，而秦朝建立后，則將各國修筑的長城連成一個整體，成為防御匈奴等游牧民族進犯的重要軍事工事，其走向正大致與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吻合。長城成為農區(qū)和牧區(qū)之間一道可見的分界線。盡管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之間有地域之分，生產、生活方式有很大差異，習俗也各不相同，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之間經(jīng)濟、文化乃至各個方面的互動，卻是長城無法分開的。互動與交融始終是兩種文明間關系的主流，一直持續(xù)了幾千年之久。

游牧生活產生的特色文化

受生產、生活方式的影響，游牧文明的文化也與農耕文明有較大的不同。所謂“游牧”，便是居無定所，游牧民族有范圍廣大的草原、牧場，卻無定居的房舍。西北游牧的羌人，其“羌”字字源便是“羊人”，上為“羊”，下為“人”。羌人先祖是“炎帝”，而“炎”字有“大火”的意思?！稘h書·五行志》中說“水曰潤下，火曰炎上”，游牧于寒冷地區(qū)的牧民，帳篷里的火是不滅的。游牧民族對火的親近，既是生理的需求，也是心靈的崇敬，因此便有了“以火德王”的信仰。比如，西北的羌人自古便是以火為圖騰，對火的崇拜體現(xiàn)在生活的很多方面。婦女要在火塘旁生產，胎兒的胞衣要埋入火灰中。羌人死后要火化，《太平御覽》載，“莊子曰：羌人死，燔而揚其灰”。甚至，羌人戰(zhàn)時若被俘，并不懼死，而害怕不能被火化。與這種習俗相對應，羌人也沒有墳墓、陵寢。類似羌人居無定所、死而燔揚其灰的游牧民族習俗，不僅現(xiàn)在難以以考古手段追溯其源起，就連古文獻中的描述，有些也是非常含混模糊的。譬如，《漢書·西域傳》言及秦漢間西北的游牧民族“大月氏”時便說：“本行國也，隨畜移徙，與匈奴同俗?？叵沂嗳f，故強輕匈奴。本居敦煌、祁連間，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，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，以其頭為飲器，月氏乃遠去，過大宛，西擊大夏而臣之，都媯水北為王庭。其余小眾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號小月氏?！贝颂帯氨拘袊病钡挠涊d，表明漢代人對其認識的特殊性。漢代人既認為大月氏是“國”，又不知其國疆域所在，故而謂之“行國”。西北的“大月氏”如此，匈奴也如此。關于此描述的由來，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的記載來自張騫之說，而班固寫《漢書》時則沿襲了這種說法，佐以班超幾十年經(jīng)略西域的見聞。以“行國”指稱游牧民族的做法便延續(xù)下來。

“行國”這一稱呼很好地反映了游牧民族政權的特性。一方面，游牧生活使其疆界都是相對的、模糊的，難以劃定確定的疆域。另一方面，松散的游牧使這些游牧民族不能單獨抵御外敵入侵，必須有一定的組織聯(lián)系，所以需要國的權威；當內部部落之間產生對草場的爭奪或者其他各類糾紛，也必須有權威進行裁定。因此，便產生了“行國”。

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往

由于游牧文明時常會移動，農耕文明對其產生的早期認知也是相當模糊而籠統(tǒng)的。如《禮記·王制》中載，“中國戎夷，五方之民，皆有性也，不可推移。東方曰夷，被發(fā)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南方曰蠻，雕題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戎，被發(fā)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中國、夷、蠻、戎、狄，皆有安居、和味、宜服、利用、備器。五方之民，言語不通，嗜欲不同。達其志，通其欲，東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譯”。

這些民族稱謂包含著對其特色的簡單概括。“狄”，從犬，從火，具有北方逐水草而居、需要遷場的游牧民族的一些特征；“蠻”，從“言”、從“蟲”、從“絲”，用以形容南方民族的口音，其聲如蟲吐絲，其他地區(qū)的人很難聽清、聽懂；“夷”，從“大”（意為正立之人），從“弓”，意思是善于射箭的人；“戎”，從“戈”，從“甲”，本義為兵器，用在此處，代表西方持械之人。除了上述四個籠統(tǒng)的泛稱之外，早期歷史上還留下很多中原周邊部落的具體部落名稱，如堯舜時的“三苗”“肅慎”，商周時的“獫狁”“山戎”“畎夷”“土方”“鬼方”，等等。據(jù)文獻記載推測，這些部落多為“游牧之族”，但總的來說，當時的認知和記載都比較模糊，時隔幾千年后，現(xiàn)在的學者已經(jīng)很難對這些部落開展進一步的研究了。

雖然早期的認識比較模糊，但是因為生產生活的需要，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間的交流、融通仍是主流。牧民必須從農耕地區(qū)獲得茶、糧食、布匹等物資。其中，茶對于主要靠游牧生活而非靠務農的游牧民族有重要意義。因為他們不種莊稼、蔬菜，以肉、奶為主食，所以，茶就成為他們獲取維生素的主要來源，他們需要通過飲茶來補充身體所必需的營養(yǎng)元素。而牧區(qū)不產茶，游牧民族便只能從產茶的農耕地區(qū)獲得。而農耕民族也必須從牧區(qū)獲得馬匹、牛羊、奶制品，等等。這是一種結構性的互補關系。這便又形成了以牧區(qū)的畜品，如馬匹、牛羊等來換取農耕地區(qū)的茶、農產品、布匹等的互市貿易，貿易達到一定規(guī)模還會形成集市。

在互市貿易這種互惠的良性互動之外，也會有戰(zhàn)爭這種惡性互動。在這幾千年漫長的相互交往中，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之間有過無數(shù)次戰(zhàn)爭。但總的來說，和平交往還是在雙方互通有無的過程中占主流。而在相互交往中，兩種文明都有不少收獲。事實上，中華民族正是在這一漫長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，逐漸形成的。早在戰(zhàn)國時期，趙武靈王推行“胡服騎射”，通過學習游牧民族提高了趙國軍隊的戰(zhàn)斗力，便是農耕文明通過效法游牧文明提高自身實力的經(jīng)典案例。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，要求說漢話、衣漢服、習漢俗，還提出尊孔興學、以孝治天下等，將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全方位融合。而清代奉行的“滿漢一體”，特別是科舉的一體推行，更是將這種融合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而“滿漢全席”作為清朝時期的宮廷盛宴，從側面反映了這一融合的深入。還有一些生動的器物案例，如皮囊壺、高足杯之類的瓷器，更是極具象征性地體現(xiàn)出這一融合已深入到物質文化層面。瓷器原本是農耕地區(qū)創(chuàng)造、燒制出來的，而皮囊則是游牧民族用以在馬上裝水酒等的物什。兩者結合，便有了皮囊壺。如此，不便行旅的瓷器，便可方便地系于馬上，奔走四方。高足杯的興盛也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交融的結果，因高足杯有長把，便于在馬上飲酒用，所以，這種已有很長歷史的器物到元代大為興盛。諸如此類的器物還有很多，還有一些精美的器物至今仍保留在博物館中。它們不僅見證了古人的精湛技藝，更是在無言地訴說著農牧文化交融的故事。

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分界是天地使然，其分工亦是對自然的適應。而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，其文化間的互鑒與融合，卻是人文的必然，是華夏一體的必然。這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奠定了深厚的基礎。

（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）

責任編輯：單笑斐